1957年,我出生于福建福清,父母是印尼华侨,但是母亲在中国生下我以后就把我寄养在伯父家里,我成了最早的留守儿童。1974年秋,我积极响应“支援闽北山区教育”的号召,来到闽北山区的贫困县政和县,从此扎根乡村教育。47年间,我多次放弃了调到中心校或进城的机会,多次放弃出国继承家业的机会,始终坚持在农村小学任教,为山里的1000多名留守儿童和贫困生筑起一个温暖的家,因此也被当地人称为“保姆校长”。

1982年,上级任命我为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石屯乡外坂村小学校长。外坂村是个自然村,学校是一所农村初小,只有3个年级3个老师,学生就在一个牛栏旁边阴暗潮湿的土坯房上课。那时,孩子们的求知欲很强烈,白天没学够,晚上就点着煤油灯教他们学习。就在那年,我收到父母从印尼寄来的信,信上说,已经为我办好去印尼定居的手续。我左右为难,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终于有机会出国与家人团聚;忧的是,学生和家长们极力挽留。是走还是留?多少个不眠之夜,我的眼前浮现出村民们那一声声嘘寒问暖、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和我许下的“不离不弃”的诺言。考虑再三,最终,我选择为了渴望学习的孩子们留下。

1989年9月,我被委任为政和县西津畲族小学校长。记忆中通过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走进地处半山坡的学校,看到的是冰雹和龙卷风袭击后破烂不堪的校园。没有宿舍楼,教学楼也破旧不堪,连饮用水都没有……我咬咬牙,四处奔走,争取到教育拨款并发动社会人士集资办学,总金额达400多万元,用于修建教学楼、宿舍楼等硬件设施。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然而摆在我面前的是又一个难题——面临失学的留守儿童。

在西津畲族小学未创办成寄宿制学校之前,就有32名留守儿童每天要步行几公里赶到学校上课,这些孩子面临失学的困境。作为曾经的留守儿童,其中的艰辛我感同身受。2004年,我根据上级领导的意见,将西津畲族小学改建成寄宿制学校,让留守儿童有个温暖的家。当时的留守孩子中,有的智力残疾,有的父母离异,有的家庭贫困。有些父母将孩子委托给我们的时候,除了身上穿的一套单衣外,连基本的生活费都未能提供。我和妻子毅然把他们都留了下来。

由于缺少人手,我把已经退休的妻子也拉了进来充当“专业保姆”。从寄宿制学校创办开始到现在,我和妻子十几年如一日与留守孩子们同吃同住。每天天一亮,我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叫孩子们起床、洗漱、晨读、吃饭,帮助有需要的孩子穿衣、叠被子、打水洗漱、喂饭,然后清理宿舍搞卫生。中午,孩子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我们打饭盛汤。晚自修后督促孩子们洗漱熄灯睡觉,个别孩子需要哄着才能入睡。每天晚上,我们俩都要在11点和凌晨2点巡夜两次,看看孩子们……每年,我们都要选五六个年纪小、生活自理能力差的孩子和我们同住一个房间,方便照料。当时学校有一位智力残疾且身患重疾的学生,生活不能自理。这个特殊孩子刚到学校的时候,6岁的孩子看上去却像4岁,几乎是皮包骨,走两三步就摔倒。这个孩子父母离异,当时是由伯母送来的,再三恳求我们接收。从那天起,我们就24小时带着,尽全力照顾。这位特殊孩子的亲戚感慨:“老师,其实早在孩生幼儿时期,医生就诊断他活不过12岁。你们真的是孩子的恩人!”如今,这个孩子已经顺利长大,高高壮壮的,我们总算是放心了。47年过去了,在乡村每天的生活都是日复一日地教书、照料孩子。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最感到自豪的是看到孩子们走出大山,成长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教过的一万多名学生中,许多孩子长大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实现自身的飞跃和发展,又回来反哺学校,这是令我最为感动和欣慰的事。学生范毅灿从8岁开始,便在西津畲族小学寄宿读书,后来考入大学、参军入伍,第一笔工资刚拿到手,他便立即联系学校,表明自己要结对帮扶特困生的意愿,与5名特困留守儿童建立结对帮扶关系。2019年5月,他还向学校捐赠了一万元。

乡村教师与普通教师的工作一样,都是在平凡的岗位教书育人。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的工作地点在乡村,这可能关系着山村孩子未来能够走多远。与其说希望学校发展成什么样子,我更加期待这些农村的孩子能获得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因为地处偏远的关系,几乎没有年轻的教师愿意到乡村当老师,我希望通过“宣讲”的方式走进师范院校,将我在乡村执教多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小故事分享给更多师范生,用“微事迹”传播正能量,让他们愿意走进乡村,为乡村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这么多年和孩子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孩子们不称我们夫妇是老师,而是叫“爸爸、妈妈”。现在,我们老了,孩子们又叫“爷爷、奶奶”。每当听到这样的称呼,我的内心总是百感交集,一方面感叹时光不居、岁月易老,另一方面又能激起我更多的责任与使命感。这份对教育的初心我要珍藏一辈子,直到白发苍苍、步履蹒跚,我仍执着不改。

作者庄桂淦系2021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西津畲族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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