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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开始,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薛海平研究课外补习,他探究了课外补习对学生成绩及发展的影响。这些研究让我们对课外补习有了更加全面、客观、具体的认识,也对如何应对”双减”政策之后的不确定性,多了一份确认。

不仅如此,薛海平还参与了“双减”政策颁布前的讨论。长期以来,专家一直呼吁一定要对校外培训行业进行监管,因为校外培训无论对家庭,对学生个体,还是对学校教育都有很大的冲击。

当然,薛海平谈到,如何落地执行“双减”政策,对各个地方的教育局、政策执行者、教育部校外培训监管司提出了挑战。他们需要学习从而系统深入了解基础教育阶段课外补习问题。

薛海平将自己出版的书《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送给校外培训监管司的相关领导,请他们指正。“从上到下都需要学习,怎么样更好地把这个政策落地下去,落到实处,使大家能够接受。”

就双减来说,是减两个负担,一是校内作业负担,另一个是校外培训负担。校内作业我们一直在减,但减负还是减不下来,原因是很多校内学习跑到了校外,导致整个学业负担并没有减轻。

当然,学校教育确实有些满足不了家长,学校教育办学规模有限,师资水平不均衡,教学模式比较追求同质化。很多家长有自己的个性化需求。他们的需求在学校中没得到满足,便转到校外去了。

2019年7月14日,河北石家庄,地处太行山深处的井陉县孙庄育才学校的女子足球队队员正在进行垮杆运球训练。

在校外培训上,一线城市的家长更焦虑,无论是同伴影响,还是教育辅导机构的“消费主义”陷阱,都使一线城市的家长更容易被裹挟。在高二的学生访谈中,学生谈到:我们班几乎没有不补习的学生。三四线城市的学生补习率也比较高,一位学生认为“班级里有一多半上补习班的同学”。

我们有一个研究,尤其是在14年以后,大量资本进入到教育领域,像猿辅导等都是在14年之后快速成长起来,他们铺天盖地地打广告,招人、挖人。

课外补习机构的资本化运作让家长很焦虑,教育也变得很内卷。我国90年代的时候也有家教,是校外培训的一种形式,但是零散、没有规模化,并且那时候课外补习主要是补差,现在以培优为主。

减负是解决校外培训问题的直接目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政策里写了,我们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是立德树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但现在,义务教育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生态,很多时候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最大的领域不在学校,而在校外培训,反而是学校教育更多做的是素质教育,尤其是在小学。

对于减负,中国家长分化很严重,有很多家长持支持态度,因为很多人是被迫投入到竞争中去,大家都不补课了,挺好的,就不用那么焦虑了。当然也有家长提出异议。

一些家长认为,虽然政府整治了校外培训,但游戏规则并没有改变。中国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为课外补习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参与课外补习能够让子女在未来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提高子女的学业成绩和教育收益率。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为了有效维持其优势地位,会努力让自己的子女参与课外补习以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帮助子女在未来的升学和就业竞争中取得优势。这些情况反过来又加剧了学生的考试竞争压力。

很多人对“双减”政策能不能真正落地持观望态度,他们觉得这个阻力挺大,会不会走韩国的路子。韩国有段时间严控课外补习,最后又放松了管控。但在我们国家,政府这次真的下定决心,为了治理校外培训这件事,教育部专门成立一个校外培训监管司。各个省都会有相应的机构进行校外培训监管。

另外,不能只是堵,政府也要积极化解学生和家长的校外培训需求,疏堵结合。“疏”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我们的选拔制度也在改革,中高考制度也在改革,新高考改变了传统的3+2模式,变成选考,越来越侧重能力的考察,而不是死记硬背的知识。

学校教育满足不了学生和家长的需求,那么便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比如改善学校的课程设计、课后托管服务。我的孩子所在小学课后托管有几十门课程,并且都是免费的。我相信在很多城市里面,随着政府投入增加,这些都会实现。

政策鼓励学校把培训机构非学科类的师资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来。我孩子所在学校请校外培训机构的围棋老师到学校给学生上课。学校支付费用,购买服务,财政出钱,可以解决学校师资、课程不足的问题。

政府如果下决心做这个事情,加大投入,还是可以做很多。通过这一系列动作,很多学生和家长校外培训需求都被化解。

当然还有一拨人就是想提分,想去提高升学竞争力,现在外面不让报培训班了,那就高薪请家教,但这类家庭肯定会少很多。

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目前没有把学科类的培训完全取缔,只是要限制它,不让疯狂发展,避免破坏教育生态。后面还会密集出台很多政策。

一些措施正在逐步落实。当然,要真正促进教育公平,国家和社会要走的路还很长。

2021年8月9日,天津河东区第一中心小学的音乐老师在进行音乐活动拓展。

现在考一个好高中比考一个好大学更难。现在有中考分流,有高考分流,大家都要进一个好的高中,进一个好大学,目前我们主要还是靠考试成绩来实现教育分流。

家长们一直很关注的中考分流、职业教育问题。在我看来,这个不只是补习的问题,甚至不只是教育的问题,而是设计社会体系的事情。

由于普通教育规模太大,大量的学生毕业即失业。但同时社会上缺乏大量的技能工人,而优秀的技能工人的工资并不低。职业教育真正办好了,从职业学校出来的学生能够找到工作,并且工资水平高,大家都会转变观念,化解大家对教育分流的恐惧。而这个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但在落实过程中,很多问题还是要注意,比如暴力执法,这些行为是不科学的,甚至和社会的法律有冲突。我们应在法律范围内采取行动。

这次“双减”政策,大规模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也就是课外补习。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些自己的研究。

我们研究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结果。就是课外补习对一些学科是有一定作用的,比如对数学和英语的作用大一些,但对语文的影响则少一些。

还有过短的补习难以产生明显的成绩提升效应,只有超出某个阈值水平,学习成绩才能出现质的提升,课外补习的作用呈现一个U形曲线。另外,相比校外补习,校内学科课程时间对学生成绩影响更大。

2012年6月28日上午,西安西工大附中门口,报名参加高考补习班的家长们在校门口排着长队,等待给孩子们报名。

我们还研究了校外补习对考大学的影响,发现对考大学是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对于考入好大学没什么影响,学校教育的影响更大。总体而言,课外补习作用没有预想的那么大,但是很多家长并不知道。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家长让孩子去补习。

但另一方面,除提升成绩之外,课外补习对孩子的长远发展不一定有积极作用,比如会损害人格、创造力、健康等等。我们研究发现补习对孩子的健康有负面影响,导致孩子抑郁、焦虑。还有课外补习对学生睡眠的影响,非学科类培训对孩子的睡眠影响不大,但学术类课外补习会显著降低他们的睡眠时间。

从长远来看,由于深陷应试教育,从这里出来的孩子,创造性都被扼杀了。以衡水中学为例,它是高考工厂,把很多学生进入大学,但许多人认为这些学生能力是欠缺的。大家都在提高分数线,而没有提高能力。

当然,从家庭来说,学生能考上大学就是成功,但作为国家来说,不是说考上大学就行,它需要真正有创造性的人。

2018年10月4日讯,据美联社报道,3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利昂·莱德曼(Leon Lederman)在爱达荷州去世,终年96岁。

通常,家庭可以通过三个渠道影响孩子的发展,一是学校教育,二是影子教育,三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上,原来有钱的家庭可以通过择校进入优质中小学,现在这个渠道被限制了。因为第一个渠道被限制,很多家长转入第二个渠道,购买影子教育现在也被限制了,现在家长们要转入第三个渠道,依靠家庭教育。

家庭教养方式最终指向的是孩子的成绩、升学、非认知等等。比如,我们研究的得出了结论,“自然成长型”和“协作培养型”的父母参与方式将带来孩子截然不同的学业成就。

我们的研究将家长教养方式分为4类,对孩子严格要求,对孩子也比较关心,这种属于权威性家长。还有对孩子要求比较高,但关心比较少,这种是专制型家长。还有两种,放任型和溺爱型,就是低要求、低关心和低要求,高关心。

不同的教养方式下,孩子参与课外补习的类型也大有不同。专制型家长更倾向于让孩子参加学科类补习,而宽容型家长更注重兴趣类的补习。权威型家长则两手都抓,即注重学科类补习也注重兴趣类补习。

我们发现不同家庭经济条件下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存在差异:在经济状况非常困难和比较困难的家庭中,孩子课外补习参与率为16.1%和14.9%,而家庭经济比较富裕和很富裕家庭中,课外补习参与率为53.5%和57.8%。

在为孩子选报补习科目时,优势阶层家庭家长也有自己的长远考虑。一位优势阶层家庭家长一直让孩子上数学补习,因为她希望孩子以后“参加数学竞赛”,从而为参加“强基计划”进行招生选拔做准备。

另外一位优势阶层家庭孩子的物理一直是优势学科,但是家长仍然坚持让孩子补习物理,因为家长认为“如果孩子以后要选择理工科,没有物理基础是不行的。大学本科我希望孩子学纯基础学科,比如数学。到了研究生阶段,再选择细分科目。本科打基础,而数学、物理是理工科里的基础,所以在初高中阶段,我们自然很重视”。

这位家长甚至描绘了孩子本科学数学后的未来道路。“举例来讲,如果他本科学习数学,他可以考首师大数学系,首师大数学系毕竟是双一流学科,研究生可以学金融或者财经,可以再考中央财经或者西南财经,这样是不是比纯粹学财经的底子要厚?”

由此可见,优势家庭家长认真思考过孩子未来的道路,这也会指导他们为孩子选择合适的课外补习科目,从基础教育阶段就为孩子的未来赋能。

我们研究的一些结论也显示了,优势资本家庭的学生在中考前,通过之前已经就读的高质量初中和参加课外补习的共同作用,大大提高了其进入重点高中的概率。而孩子一旦进入重点高中,再继续利用家庭资本优势获取课外补习,升入大学本科的概率也大幅提升。

所以,看起来是通过考试进入好学校的,但这背后是不公平,有钱的人去补,没钱的人补不了。分数公平背后是家庭财富的不公平。

我们的研究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结论。我的博士生高翔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家长参与、课外补习和初中生学习成绩的关系,想探讨家长参与和课外补习对初中阶段的学生成绩有什么影响。

她发现家长参与比课外补习贡献更大。家长参与行为有很多维度,不止是写作业,也包括和孩子以及老师交流,进行家庭的文化活动,这些对孩子的成绩都是有作用的。

高翔做了跨省市的访谈,访谈样本的选择是有意识地区分了阶层的,这个阶层指的是父母的学历、社会工作情况以及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其中有几个小故事很有意思。

当时访谈了山东济宁镇上的小姑娘,小姑娘家卖鱼网布。他们家里的门市特别小,旁边是鱼网布,中间有一张桌子,桌子、鱼网布和墙之间这些只能过一个人。

高翔去的时候,小姑娘坐在家里唯一的那张桌子前写作业,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在访谈的一个半小时里,弟弟一直在玩手机。

然后高翔和姑娘的父母坐下来谈。姑娘的成绩不是很好。父母嘴上说,我们很重视教育,我们希望孩子能走出去。但事实上,他们什么都不做,或者换句话说,从他们知识和能力层面来讲,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他们认为自己参与了很多,他们参与的方式就是唠叨,姑娘的爸爸认为他为闺女付出了很多。他整天唠叨他闺女:“你学习的时候要认真,你要好好学习,你好好学习才有出息,要不然你就对不起咱们家。”

高翔又去了济宁市区的一户家庭。这个家庭的孩子在济宁最好的中学,一个比较好的班级,也就是说,成绩上不算差。

和这对父母聊天,高翔最深的感受是,他们家的氛围比较民主。这位家长的原话是,“我们家大人努力的哄着孩子玩儿,希望孩子开心就好”。

在这个家庭里,孩子的爸爸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和孩子交流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一家人一起出去玩,孩子想去A景区,其他人想去B景区,爸爸说,你想去A景区,你说三个理由说服我。孩子就说了三个理由,说服了其他家人。总之,他们的交流,互相都觉得很顺畅。另外,家长也在交流中潜移默化地表达了自己的教育观念,儿子又觉着这种交流让自己很舒服。

家长参与分很多维度,但家庭交流是影响很明确的一个维度,后来的数据也证实,家庭交流对孩子的成绩影响很大。

父母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他们暑假通常选择带正在上学的孩子去一些大学参观,清华北大甚至就是他们的母校。家长会和孩子讲,这个学校有多么悠久的历史,有多么好,出来了哪些名人。孩子们既参观了景观,也在这种文化之旅中获得了一些养分,自己是很有感触的。

而家庭文化资本比较低的家庭,有些旅行,但很多不旅行。“很贫困,哪有钱带孩子去旅游,吃饭都还不太好。”有一个到市区务工的妈妈,几乎每个暑假都带着孩子回老家,看一下孩子的爷爷奶奶。

但学历高,并不代表你懂教育、理解教育、理解儿童。我们也看到很多高学历的家长,其实是教育的文盲。

我们家长群里还有一位博士后,她学历很高,她对儿子的教育很有问题。如果孩子没达到她的要求,她可能就会体罚孩子。

我身边一位朋友博士毕业,也出国留过学,现在国家科研机构当研究员。他有两个孩子,大儿子上小学五年级,小儿子在幼儿园中班。他经常在家和孩子起冲突,有时还会打儿子。打完了之后,孩子还是不听。他和妻子都很困扰,有时候会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和孩子沟通。我建议他们读一些儿童心理、家庭教育相关的书。

我还会和他讲一些原则,比如孩子需要时间慢慢接受,不是说你一下子给他灌输进去,他就遵守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的成长也是一个慢慢从他律到自律的一个过程。

另外,如果想让你的孩子听你的,首先要让你的孩子觉得你是爱他的,知道他喜欢什么,愿意和他一起去做一些事,改善父子关系。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现在,这位爸爸和孩子的关系好多了。他们经常周末一起爬山,在爬山的过程中,父子关系越来越融洽。

政府可以给家长一些增强家庭教育方法和能力的培训。家长的教育理念转变了,很多政策执行起来就比较顺利。而不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学校搞素质教育,家庭搞应试教育,对着干。

大数据研究结果也告诉我们,家长多关注一些孩子,比将他扔进辅导班,更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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